新民周刊第731期封面

水祸中华

想打“水祸”的，一不小心打成了“水货”。

但中国的水，也真是太“水”了——报载国内80%以上的城市地下水都遭到严重污染，这要在以前，又要激愤得几个陈天华蹈海了？

但我们似乎安之若素。因为至少不会当场死人。更有不少人，据说是官员和公知还引经据典地大言：这是工业化的必由之路，欧美、日本等国都走过这样的道路……

言外之意，要发展，必污染，如同要做女人，必先怎么样怎么样一样。

这种说法，不是无知就是诡辩，而且以居心叵测的诡辩居多，欧美的工业化，的确付出过污染的代价，问题是人家是前无古人的探路者，没有借鉴的先例，你现在明知前面有屎有雷，干嘛还一脚踩上去？

这龌龊的“一脚”，不仅仅左邻右舍唾骂；这龌龊的“一脚”，不仅仅子孙后代唾骂，事实上，“现世报”来得实在太快，那成串成摞的癌症村和肿瘤医院万头攒动的队伍，已经无声地宣判：你这一脚就是民族的罪人！

有那么严重吗？中国还会继续美丽吗？敬请诸位看官莅临本期激情封面。

水与癌

首席记者｜杨江

今年2月至3月，《新民周刊》记者沿着钱塘江一路驱车踏访萧山南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萧山临江工业园区、绍兴滨海工业园，及其周边村庄居民。记者亲眼目睹了这条中国经济最为发达地区所依傍的江河犹如一条被污染企业吞噬的巨龙，浑身溃疡、苟延残喘，而那些原本美丽的鱼米之乡更在这些园区的“践踏”下成了人们避之不及的“癌症村”，“生态难民”已成当地最棘手的社会问题。

浙江绍兴，一座历史上因水闻名的城市，悠久的水文化最早可追溯至河姆渡时期，然而当地人曾引以为豪的“酱缸”、“酒缸”、“染缸”，如今却变成了让当地人不堪重负的“毒缸”。

全国关于“癌症村”的传闻近年来不绝于耳，更有媒体制作出了中国“癌症村”地图，在地方政府遮遮掩掩不肯“认领”的同时，环保部日前印发的《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终于承认，近年来，我国一些河流、湖泊、近海水域及野生动物和人体中已检测出多种化学物质，有毒有害化学物质造成多起急性水、大气突发环境事件，多个地方出现饮用水危机，个别地区甚至出现“癌症村”等严重的健康和社会问题。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共有164个纺织工业集群，拥有超过5万家纺织工厂，主要集中于东部、东南部沿海地区。绍兴市绍兴县便是其中之一，这里的纺织企业9000余家，印染产能约占全国30%，因而也被誉为“建在布匹上的城市”。

然而，这个GDP功劳簿上的大功臣却变成了水乡恶变的罪魁祸首，在规划面积100平方公里的绍兴滨海工业区及周边已经有多个“癌症村”出现。

不是绍兴一座城在呻吟，同样沦为生态难民的还有毗邻的杭州市萧山临江工业园区及周边的村民，在那里同样集聚纺织及其相关的化工企业。

这两个工业园区位于因潮水闻名的钱塘江畔。化工污水经过巨大的排污管进入钱塘江，而后顺流入海通过杭州湾汇入东海。

江河曾经孕育了人类璀璨的文明，如今则见证着现代工业文明的罪孽，这条中国经济最为发达地区的江河犹如一条被污染企业吞噬的巨龙，浑身溃疡、苟延残喘。

谁说没有原罪？谁还敢说没有原罪！浙东地区的人民正在为过去30多年发展中的污染埋单。

这里的发展模式仍在被其他地区复制，随着产业的转型与转移，一部分污染企业正在或者已经被当作香饽饽引入中部、西部等欠发达地区。

如果执迷不悟，悲剧终将一并被复制。

祸起开发区

从山清水秀令人羡煞的小乡村沦为姑娘们谈嫁色变的“癌症村”，杭州市萧山区坞里村用了不到20年。

现龄45岁的坞里村村民韦东英见证了这个过程。20多年前，广西柳州姑娘韦东英向往坞里村的清秀与富足，经小姐妹介绍嫁给了年长她13岁的坞里村村民邵关通。邵关通是一个靠在钱塘江捕鱼为生的渔夫，彼时的钱塘江水清澈见底，韦东英向《新民周刊》回忆说，那时邵关通出船时都不用带饮用水，渴了直接从江里舀起水就可以喝。

那是一段至今仍令这对夫妇神往的日子。每逢3月，江里的海鳗苗多得舀起一碗江水就可以捕获几十尾。海鳗苗被誉为水中的软黄金，畅销日韩等国，年轻时的老邵因此被韦东英视作“小老板”，“海鳗苗出口时论尾卖，捕捞时因为多，论斤卖。”邵关通追忆。

这样的场景早已不见。3月6日这天，邵关通与其他渔夫驾船在钱塘江捕捞了两个多小时，6条船总共收获了不过20多尾鳗鱼苗，虽说每尾可以卖到30元，但总收入仍相当微薄。而且，江上作业与危险相伴，一名船夫捕鱼时不慎落入江中不幸殒命，老邵只得与渔夫们一起捞尸体。

韦东英谈起20年间的变化怨声载道，直呼：“这个社会是怎么了？地球要被祸害完蛋了。”

坞里村共有村民1000多人，随着城市化的扩建，逐渐与附近的赭山街道混居，根据官方的资料，位于坞里村的南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于1992年10月，1994年被批准为省级开发区。可以说，坞里村的梦魇就此开始，工业园区陆续入驻了至少20多家化工企业，涵盖印染、制药等化工领域。不过，最初，村民们并未察觉不妥，尽管耕地因为工业园区的建设“说征用就征用了”，韦东英们还是指望着园区的建设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点实惠。

“那时候化工厂是直接排污的，五颜六色的污水直接排入内河、钱塘江。”韦东英说，村民们最初以为这些厂离他们的住宅区还有一点距离，不会有什么危害，直至后来发现污水被排入了耕地，水稻地挖开，地里渗出的水都是五颜六色的，村民们担心这样种出的水稻有毒，但工厂的回答却是“没事”。

除了污水，化工厂还肆无忌惮排放废气，这些废气有时候像臭鱼味、有时像樟脑丸的味道，更多的时候因为多家一起排放，混在一起说不出来是什么气味。“熏得我们胸闷，夏天关着门窗都挡不住。”韦东英还抱怨，因为废气中夹杂酸雾，家中的金属器皿迅速被腐蚀。

1996年，南阳工业园建成4年后，坞里村的村民们便因为不堪忍受环境污染的折磨开始集体上访了。“化工厂越建越多，规划中与村民居住区相隔的绿化带没有建，厂直接开到了家隔壁，一米的间隔都没有了。”韦东英指着屋子西侧的一家化工厂说。

当地政府曾组织坞里村民进行血检并对坞里村的地下水进行检测，韦东英也曾被要求参加抽了血，然而这两份报告至今未能公布，有村民曾将井水送至外地检测，但检测报告，当地环保部门要求不能公布，理由是“否则天下就要大乱了”。

一边是检测报告秘而不宣，一边是村民们要求化工厂搬迁，当地政府与村民们谈判后答应给坞里村引入自来水，而此前坞里村民一直喝的是井水。

“地下水被污染，不能吃！”成了村民们的共识，近20年来，坞里村民一直持续不断地反映问题，要求或者将化工厂搬迁，或者将村民搬迁。因为迟迟不见“说法”，不少村民陆续放弃了上访，韦东英夫妇却坚持了下来，2004年左右，他们开始带头奔走相告，成为民间环保斗士，并在2005年被评为“浙江平民英雄”。

与污染企业作斗争，对这对夫妻而言是艰难而又孤助无缘的，在发现污染企业偷排后，他们致电萧山区环保局，但环保局的人姗姗来迟，等他们赶到现场，企业已经得到消息停止排污了。为了抓到证据，韦东英用废弃的饮料瓶装上偷排的污水，但环保工作人员说这不能成为证据，无奈之下，韦东英又拍照取证，但环保局认为照片不能说明问题。

“当时我们举报，环保局还曾埋怨，说企业排污都交了钱的，你举报干什么呢？！”韦东英不解。

持续的抗争终究还是有了一些成效，不过所谓的成效在韦东英看来却是一个莫大的嘲讽，因为污染不是减轻了，而是变得更隐蔽了。

当地政府曾许诺三年内搬迁化工厂、解决村民的生存问题，“他们说让这些厂再生产三年，我就问了，污染好比杀人，假如杀人犯跟公安局说等三年，让他再杀三年人抓他归案，公安局能同意吗？这是同一个道理！”邵关通有些愤懑。

如今三个三年快过去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离居民区远的化工厂搬了几家，但近的却没有搬，这是什么道理？而且化工厂还在批建。”韦东英曾举报新建的一家“彩瑞化工”，但环保局对她的回复按照韦东英的口述是：“这个名字是难听，我们建议改名杭州彩瑞。”

“污染的问题，难道改一个厂名就可以解决了？”韦东英不能接受，对环保局扮演的角色很失望。

这对夫妻每天坚持巡查村旁的内河与钱塘江，在江畔有一个南阳污水收集中心，按照官方的说法，园区所有的工业污水都将通过管网进入污水收集中心而后进行污水集中处理。

不过，韦东英夫妇发现污水收集中心的机器几乎不运转，“你看，都生锈了”，她领着记者站在防洪堤上俯瞰污水收集中心。

3月8日上午10点，韦东英发现沿塘河上的赭山湾闸又开始放闸泄水了，黑乌乌的内河水直奔钱塘江。

“隔几天就放一次，潮水来了就把污水排进钱塘江，再从另一头把江水引入内河冲兑。”

记者看到，即便冲兑后的沿塘河水也是一片乌黑。

死亡名单

韦东英对萧山区钱塘江各段的排污口了如指掌，她怀疑工厂仍有暗管偷排，因为在厂区工作的外地打工者不止一次规劝她：“大姐，你们别告了，越告越糟糕，他们现在都在厂里打暗井，污水通过暗井排走。”遗憾的是，韦东英找不到证据，因为工厂她是绝对进不去的，她告诉《新民周刊》，化工厂排气排水多在后半夜，且有人在江堤上守着，“他们拿着对讲机，看到我来了，就用对讲机通风报信：韦东英来了，你们快关阀。”

这对民间环保夫妇对《新民周刊》反映的问题得到了诸多村民的印证。不过坞里村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已经不是污染了，这个问题已经现实存在了近20年。韦东英悲哀地控诉：“老百姓有几个20年可以等？”从化工厂出现，坞里村的癌症病例就开始逐日增加，时至今日这个小乡村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癌症村”。

韦东英家中保存着一份她在2004年至2005年间记录的村里癌症患者与死亡名单，从1992年至2005年，坞里村有近60人患癌症去世，年纪多在四五十岁，最年轻者20多岁，记者翻看这份沉重的死亡名单，发现村民们所患的癌症多是肺癌、胃癌、肝癌。

2005年后的癌症病例韦东英没有做统计，因为她和村民们逐渐灰心了，“村民们后来不再配合调查，问我，调查了又有什么用，我没法回答人家。”但是韦东英告诉记者，最近几年，每年都有七八个人因为癌症去世，“这里难道不是癌症村？”

韦东英后来还曾做过一份《环境污染基本调查表》，记者摘录了几则——

案例一：1962年出生的赭山街道村民冯志光在表格中写道，自己患有肝癌，妻子患有子宫肌瘤，曾看见企业直接排污，“现在盖住放，夜里九点以后气味浓，门窗打不开。”“井水不能用，以前水产品质量好，现在买回来有气味，不好吃。”

他抱怨说“(污染的问题)和街道说过，没有用。”“给我一点钱看病。”在期望一栏，他写下了“想环境(好起来)，下一代不要患癌。”2009年6月12日，冯志光填写了这份表格，不到半年后，他不治身亡。

案例二：坞里村民王江平，2008年6月在调查表中自述：“本人感觉感觉身体不适，附近人得癌多。”此后不久，在检查中，王江平被发现患有肺癌，痛苦挣扎4年后凄惨离世，卒年54岁。

在这厚厚的近60份表格中，村民们对家乡的环境问题以及环保部门、街道、村委的渎职抱怨连连。

51岁的村民曹建妙质问：“为什么坞里癌症患者多，叫领导答复到底为什么！”而41岁的村民冯东海则直言不讳，不愿意读一些关于水污染的问题和法律维权的专业书籍，因为“老百姓靠政府为民办实事才有用，读书没有用”。

韦东英谈起这些案例唏嘘不已，忍不住抹泪，“老百姓心疼环境有什么用？老百姓的痛苦有谁能放在心上？”

坞里村最让人心酸的癌症家庭是一户丁姓人家，50多岁的父亲与30多岁的儿子前两年陆续患癌去世，如今留下老妇独守空房。

村民们多怀念当初的青山绿水，那时候河里鱼虾成群，然而现在捕获的鱼吃起来有一股怪味，韦东英说丈夫不久前捕获一条野生鲫鱼，卖给人家，结果买家上门抱怨烧鱼的过程中满屋子都是怪香味，有点像樟脑丸的味道，没敢吃，扔了。

除了癌症高发，坞里村民的血液病也比较普遍，33岁的村民陈奇原本是一个外科大夫，如今却因为严重的免疫系统疾病在家养病。陈奇脱去衣服，浑身的红疙瘩让人不寒而栗，他说这是免疫体统破坏后的病症，严重时呼吸困难，走路都艰难，因为瘙痒难忍，常抓得皮开肉绽。他去萧山当地医院治疗，医生直接问他住在哪里，当听说是坞里村后，医生断言与污染有关，他又去上海华山医院治疗，医生告诉他只有远离污染才能痊愈。8年来，陈奇因为病患痛苦不堪，工作也丢了，他怀疑病是家边上的冯氏彩钢板厂导致的，这家工厂距离陈家不过十多米，生产工序中需要在铁板上喷漆，而漆中含有甲苯，学医出身的陈奇深知苯类对血液系统的危害。

但他却没有办法去索赔，因为家附近的各类化工企业多达20多家，究竟是哪家在排放有毒有害物质，他也无法说清。“污染是众人皆知的，但与癌症与疾病具体有什么关联，我们没有证据，政府也没给我们一个说法。”

陈奇想过搬离坞里村，他曾去海南休息过一段时间，身体明显好转，但回来后又复发。“没有那个实力搬离。”

“我们这里就是癌症村，我家边上死掉的就十几个。”他看着身边年轻人一个个离开，很为自己的前景忧虑。

韦东英的一户邻居在萧山环保局工作，根据韦东英的说法，这家人几乎从不让孩子住村里，周末偶尔回来一次也很快回城。

除了水，坞里村的土也被致癌物污染，村民们因此不敢吃本地种的菜，这更增加了生活成本。

“化工厂来了，我们的地被征用，没有得到一点好处，反倒赔了性命。”多个村民反映。

更多可怕事实

对于“癌症村”的说法，离坞里村稍远一些的红山村被公认为癌症村中的“头魁”，尽管官方至今同样不承认“癌症村”的说法。

红山村的癌症病发率比坞里村还高，原因在村民们看来很有警示意义——因为该村距离化工区比较远，上世纪90年代，坞里村民为污染问题抗争时，红山村的村民们觉得环境污染并不会影响到自己，因此照旧吃井水，用内河的水浇灌稻谷、蔬菜，收获的庄稼自家食用。直至2008年前后，红山村才通上自来水，但为时已晚，“当时没有意识到，现在进入癌症高发期了。”邵关通苦笑，“幸亏我们坞里村闹得早，否则癌症还要比现在严重。”

《新民周刊》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在萧山临江工业园区及周边的党湾镇等地同样存在多个类似坞里村、红山村这样的“癌症村”。根据环保部门的要求，园区的工业污水集中至萧山临江污水处理厂，这个污水处理厂还一并处理周边11个乡镇的生活污水。

通过巨大的污水管道，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污水排入钱塘江，但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对该排污口的水样抽检发现其含有多类有毒有害物质，包括氯代苯胺、全氟辛酸、氯代硝基苯、氯苯等致癌甚至生殖侵害残留物质。

因为怕本地人闹事，工厂并不招用本地人。印染厂的不少外地工人租住在坞里村及周边村落，村民们时常看到这些外地工人浑身红色、绿色，染料是什么颜色，人就是什么颜色，连眼睑都是五颜六色的。

有印染工人告诉《新民周刊》，这些颜色几个月都洗不掉，咳出来的痰都是带色的，洗澡后，换上白衬衫，一出汗，领子都是红色。

村民们最可怕的传闻便是印染厂的污染会导致不孕不育，因此工厂怕承担风险，也不愿招收年轻女工。

邵关通常去“二十二工段”的这个排污口，他并不懂得专业的化学知识，但直观的感受足以让他对环境忧心忡忡，他眼前的污水有时候是红的，有时候是绿的，异味浓烈，“难道这就是无害化处理后的污水？”

一组数据或许可以说明环境污染对整个地区的危害，南阳镇2012年征兵工作，270名应征青年，最终只有17名体检过关。坞里村去了17名应征青年，结果只有邵关通的儿子一人合格。

21岁的儿子如今远在他乡，邵关通、韦东英夫妇决定坚持抗争下去，虽然生命受到威胁，家中玻璃也被人接连砸破两次。

韦东英说她想不通，这种断子绝孙的事情为何得不到制止，“难道除了污染环境，就找不到赚钱的方式？难道中国的发展非要延续外国的老路？”

因为污染的问题，坞里村的村民们与村干部产生隔阂，并指控村干部们被化工厂一点点蝇头小利就收买了。

邵关通期望将村民们整体搬迁，因为化工厂已经事实存在了，搬到哪里就会污染哪里，“地球哪里有那么多地方好让他们污染？”

另一个“癌症村”

离开萧山，驱车往东不过半小时路程便进入绍兴市，杭甬高速公路绍兴出口下来就是三江村，这是绍兴地区坊间“知名度”颇高的“癌症村”，当然，地方政府不认可这个说法。三江村几乎是坞里村的翻版，同样因为印染等化工企业的包围，水、土壤、空气被污染，年轻人们“逃离”，外地工人与本地老人留守。

66岁的乡村医生林张木退休后坚持在村里的小诊所义诊，因为接触的癌症病患多了，他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遇到一些可疑病例直接建议患者家属送去大医院做肿瘤检查。

这个5000多人的村子据他所知至少已经有80多人患癌去世，“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村民们都说这里是癌症村。”

在这位乡村医生看来，癌症高发肯定是不正常的，罪魁祸首就是附近的化工厂。三江村的村民也盼望着搬迁，但因为拆迁成本高，这项工程进展异常缓慢。

在三江村往北数公里便进入绍兴滨海工业园区，这个园区是浙江省最大的工业园区之一，已经初步形成了纺织制造、石油化工、聚酯纤维、生物医药、包装材料和农产品深加工的产业集群，其中印染年总产能达到50亿米，占全国十分之一。

公路沿途尽是印染及相关的企业。联发化工厂等企业沿着一条内河排列，河道外侧就是海湾。记者面前的这条内河臭气熏天，而联发化工厂与内河相隔的围墙外正有两个工人安装摄像探头。

见到记者拍照，工人很警惕，当地环保人士——90后青年徐磬石认为在围墙外安装探头针对性很明显。

车子顺着防洪堤一路开，每过一个化工厂便是一种气味，附近新三江闸附近的两个渔民告诉记者，风一大，各家工厂的气味混合在一起，能将人熏晕。

6月7日这天，66岁的渔民高明亮从凌晨2点开始在新三江闸外的海湾捕鱼，直至下午2点记者到访，才捕获十几斤鱼，而早年，一个小时就可以捕获一百多斤。高明亮告诉记者，新三江闸隔几天就打开一次，联发化工旁边的内河的臭水排入海湾，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黑龙轰隆隆扎进海湾。

“鱼死的死，逃的逃，捕到的鱼有种奇怪的味道，像是柴油味。”高明亮坦言，这鱼他们不敢吃，只能卖给不知情的人，“一个人只能卖一次，上了一回当，下次就不会再买。”

顺着滨海大道继续往工业园区深处，印染企业更多，最具代表性的新二村被浑厚的化工味包围，但村民们已经习以为常，闻不出来了。新二村周边的内河已经悉数被工业污水污染，成为村民们眼中的毒水，“一沾手就会发疹子”。

2012年5月8日，因为滨海工业园区一家印染厂管道爆裂，新二村一条三四百米长的河流瞬间被染成红色的“血河”，两天后才褪色。

如今居住在新二村的主要是外地来的工人，村民郭大爷透露，新二村同样被视为“癌症村”，地表水被污染，地下水同样不能饮用，村民们守着水却愁水吃。

郭大爷与其他村民一样将房子出租给来自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来的工人，一名正在洗鱼腥草的女工告诉记者，她今年快50岁，在附近一家印染厂做工，刚到这里，早她到来的老乡就告诫她不能饮用井水，河水更是碰不得。

工人们如今都从工厂里提自来水回来洗菜、烧饭，在这片水乡，水成了贵重的物品，郭大爷家有一口水井，虽然只能用来洗衣服，但也供不应求，郭大爷在井旁写了一个告示：“不住我家，不准用水。”

滨海工业园区各家企业的污水同样通过管网汇入当地的污水处理厂——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

按照日处理能力，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以处理印染废水为主的综合性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达到110万吨，雨水、污水管线据资料显示高达290公里。

在这家污水处理公司不远处是一家名为绍兴环兴的污泥处理公司，巨大的烟囱正在冒烟。

徐磬石2010年组建了绍兴当地的一支民间环保组织，他告诉《新民周刊》，因为污染问题，当地曾多次发生村民与企业的冲突。

在小徐看来，水与空气的污染是可以目睹的，但另一个隐患却容易被忽视——土壤。按照污水处理要求，每个企业的污水必须先在厂内进行初期处理，而后再进入管网，沉淀物中积攒了巨量污染物。

环兴污泥处理公司这样的企业便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在绍兴地区也确实存在企业偷倒污泥的情况。

“这种污泥对土壤的破坏性极大，所倒之处寸草不生。”小徐透露。

共同的宿命？

滨海大道东北方向的尽头便是杭州湾，3月7日这天，虽有雾霾，但仍可依稀看见杭州湾大桥。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处理后排放出来的污水便从这里排入杭州湾钱塘江内，附近一家工厂的工人告诉记者，排污时，污水通过管道喷出，在江面形成巨大的涡流，而污水的颜色则是五颜六色的。

水务部门看到记者摄像很警惕地询问。在这个排污口，绿色和平组织的抽样同样检测出了包括氯代苯胺、全氟化合物等致癌物质，甚至还有邻苯二甲酸二丁酯，此类污染物质具有生殖毒性，常被应用于包括纺织品在内的多种工业生产。

记者注意到，针对绿色和平组织的检测报告，萧山与绍兴县环保部门均曾予以否认，萧山区环保局副局长朱海斌、绍兴市环保局副局长胡剑都表示，“工业园区排放的污水都经过污水厂处理，符合国家标准。”朱海斌表示，工业污水即使经过了处理还是污水，不可能达到自然水那样的清澈。根据国家标准，只要该污水经过自然水的80倍稀释能够达到无色就是正常的。报告中提到的芳香胺、硝基苯、二氯乙烷、氯苯等有毒有害物质，朱海斌表示“国标”里面没有要求，目前国内环保部门的技术和设备水平也无法检测。

在滨海工业园区内的万丰化工厂附近，两名来自四川绵阳的万丰化工女工正在河道旁种菜，河道便与新二村那条曾被染成“血河”的内河相连。因为被污染，这条河如今被筑坝隔断，新二村的村民早已废弃河道两边的农田不再耕种，但两名四川女工不以为然。她们告诉记者，“化工厂与印染厂相比，很难说哪个毒性更大，为了生活，没那么多能力去讲条件。”女工的工资每月不足两千元，工厂每个月给她们发防毒口罩，但戴不戴就靠个人自觉，至于体检，“目前还没享受过”。

来自绿色和平组织的调研显示，绍兴滨海工业园区与萧山临江工业园区的印染企业不乏一些国际服装品牌如Zara、Levi’s等的供应商。

纺织名城向世界输出潮流的同时却将污流留在了本地，地方官员摘取了GDP的果实，民众却在为生态危机埋单。

环保部《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显示，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形势十分严峻。我国现有生产使用记录的化学物质4 万多种，其中3000余种已列入当前《危险化学品名录》，目前，我国化学品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环境污染和风险隐患突出，发达国家已淘汰或限制的部分有毒有害化学品在我国仍有规模化生产和使用，存在部分高环境风险的化学品生产能力向我国进行转移和集中的现象。

指望国际服装品牌督促供货商控制污染物的使用排放，在现阶段无异于痴人说梦般的一厢情愿，何况对服装而言，有毒有害物的服装残留以及洗涤过程中对消费地的二次污染问题也同样严峻，不久前发生的上海“毒校服”事件，有毒残留的布匹就来自绍兴地区。

2010年，绍兴县印染超过170亿米的布料，并且生产了超过1.3亿件的服装，纺织业作为绍兴最大的支柱产业，占据当地工业经济总量的58.5%。然而，笼罩在癌症阴霾下的村民们对这些数字乐不起来，因为付出的环境代价实在太大，恐怕几代人都无法偿还。

绍兴滨海工业区的排污口再往东，绍兴上虞市的道墟镇亦有不少村民向记者反映，他们那里也有“癌症村”。化工企业开到哪里，“癌症村”似乎便会出现在哪里。

上虞往东，宁波市慈溪地区，随着杭州湾大桥的建成贯通，工业园区逐渐扩大，并已形成专门的印染区。来自那里的民声反馈是，因为污染物的排放，海产品产量削减，口感变差，老百姓们正在担心步入上游的后尘。

污水最终奔流入海，在有毒有害污染物中生长的海产品最终被端上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餐桌，甚至更远。

毫无疑问，环境污染的危害绝不可能局限局部地区。同处一片雾霾天下，如果不控制污染物的使用、排放，癌症或将成为我们这代人，甚至几代人共同的归属。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200万人，因癌症死亡人数为140万，我国居民每死亡5人中，即有1人死于癌症，在全国不少大城市，恶性肿瘤已经超越心脑血管疾病，成为第一死亡原因。

“如果我们就把这样一个环境留给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子孙以后祭拜我们的时候也不会感激我们，他们只会问，祖先们啊，你们到底在干些什么啊。”

韦东英的这番话与喷涌的污水共同击打着我们的心。

洪河边上癌症村

撰稿、摄影｜卢 广

洪河经舞钢市、舞阳县、西平县、上蔡县、新蔡县进入淮河，全长254公里。一些重污染企业超标排放大量的工业废水，舞阳县城的生活污水也进入洪河。

污水在洪河流淌了二十余年，洪河岸边已成了癌症高发区，村民严重受害， 村民为了治病，倾家荡产，最终是人财两空。

沿着洪河流域两岸的村庄采访，污染触目惊心，沿途的村民深受其害。改革开放后，农民解决了温饱渐渐有点积累，二十年的污染，又使他们一贫如洗。有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多少家庭债台高筑，有多少青壮年娶不上媳妇，有多少青少年放弃学业出门打工，一个个悲剧不断上演。

地下水污染正在整体恶化

在马军看来，地下水污染的严重程度长期被忽视，地下水污染情况比地表水更加严重。“如果说地表水污染整体不容乐观，局部有所改善的话，地下水污染则是整体处于恶化的趋势。”

记者｜黄 祺

今年“两会”，环境问题被提及的次数前所未有地频繁，“中国水危机”一词终于从民间、专业领域，变成“两会”焦点。

引爆此轮环境讨论的，除了频繁出现的严重雾霾，还有网友举报潍坊企业向地下非法排污事件。

有一些数据，虽然早已进入中小学课本，但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因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被淡忘：中国是全球水资源最为匮乏的国家之一，中国拥有全球20%的人口，但淡水只占全球的7%。我国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1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8%，比人均耕地占比还要低12个百分点。

过去有一种观念是，发展经济必然要牺牲环境，而水污染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现象。但问题是，经济发展与水的关系已经陷入恶性循环，水资源短缺将制约中国的经济发展，水污染带来的健康代价，也会拖慢经济发展的速度。

中国水危机，已经成为中国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但与空气治理一样，要想让水质得到改善，需要漫长的过程，而这样的过程，必然还会遇到阻力。

不只是潍坊

2月11日，一条内容为“山东潍坊许多企业将污水排到1000多米深的水层污染地下水”的微博被网友热情转发，虽然举报消息并没有附带确凿的证据，但更多人“宁可信其有”。这样的心态并不奇怪，刚刚过去的春节期间，不少人在网络上感慨自己的老家青山绿水不再，儿时戏水的小河如今色如酱油。水污染随处可见，公众对水污染的忧虑，早已积聚在胸。

举报出现后，潍坊市环保局很快于2月15日下发通知，要求各县市区和市属各开发区实施全面拉网式排查，截至2月17日，排查企业715家，暂未发现帖文反映的问题。有网民质疑，两天排查715家企业，简直是“神一般”的速度。

有媒体将这样的质疑抛给潍坊市市长刘曙光，他回应称，“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讲，排查是严谨、深入和细致的。”刘曙光说，目前尚未发现有地下水污染问题。

网友的举报未被查实，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企业向地下排污的情况。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多年关注中国水污染问题，十多年前根据对水污染的调查，出版了《中国水危机》一书，如今，“水危机”这样的提法已经从民间走向高层。在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网站上，各地环保部门查处的水污染违法案件会被汇总，制作成“中国水污染地图”向公众公布。

马军告诉《新民周刊》，像举报者所称向1000多米深层故意排放污水的情况，目前在环保部门记录中暂时未见，但是，企业通过渗坑、渗井排放污水的案件，已有多起被环保部门查实。除了工业排污，还有一些北方农村，将生活污水排入渗坑，让污水自然渗入地下，这样的方式甚至还被当做一种污染处理办法。此外，在西南地区，也有企业通过溶洞等特殊地形排污的违法记录。

举报风波中，有人提出国外有一种污水处理技术就是向深层地下排污。对此马军解释说，西方一些国家的确尝试过深井灌注排污的技术，但这个技术的使用需要苛刻的条件。比如，深井灌注区要有特殊的地质条件，灌注的岩层高度封闭、高度稳定，实施这样的技术还要配备法规，要有长期、严谨的调研和论证。况且，即便在发达国家，深井灌注也是一个存在很大争议的技术。

关于潍坊对这次网友举报的处理，马军认为未能显示出地方政府和环保部门的“诚意”。“潍坊应该借这次机会，排查企业向地下排污的问题，而不是说只查有没有1000多米的深井排污。”

恶化的地下水

山东省聚集了众多高能耗企业，废污水的排放量和危险废弃物产生量居全国前列。是拥有最多国家监控的重点污染源企业的省份之一。

“其实我们比网民更关注当地生态环境。”刘曙光在“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不过，公众有理由怀疑官员们的诚意，潍坊的处理方式，与过往众多环境事件后地方政府的表现类似，地方政府更急于撇清责任，而不是开展治理。

在马军看来，地下水污染的严重程度长期被忽视，地下水污染情况比地表水更加严重。“如果说地表水污染整体不容乐观，局部有所改善的话，地下水污染则是整体处于恶化的趋势。”

与肉眼可见的河流、湖泊相比，地下水无法被普通人观察到，而官方对相关调查数据的公开又非常鲜见。但对于广大的中国北方地区来说，由于部分饮用水来源于地下水，地下水水质与居民健康紧密相关。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记者会上提及，地下水是各种用水的一个重要来源，占中国全部用水量的20%左右。南方主要用径流(降雨及冰雪融水在重力作用下沿地表或地下流动的水流)，而北方用地下水更多一点。“北京、河北这一带，地下水几乎占工业、农业和人民生活用水总量的50%以上。”

马军介绍说，中国地下水污染北方比南方严重，原因有多种，一个是北方地区地表水污染情况严重，像海河流域，几乎找不到干净的地表水，这些已经被严重污染的水渗入地下，就会污染地下水。另一个原因是，北方地区地下水超采严重，华北平原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漏斗区，地下水水位偏低，更容易吸引地表水渗入地下。

地下水污染的后果比地表水更加严重，马军说，地下水污染的修复比地表水更难，特别是深层地下水，污染几乎是不可逆的。

马军坦承，目前对中国地下水污染状况的判断，仅依靠现有的公开数据，而这类数据非常有限。

舆论的强烈关注之下，关于地下水的部分官方调查数据终于呈现在公众面前。《中国国土资源报》报道，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环境研究所实施的国土资源大调查计划项目——《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已经通过专家评审。

这份报告显示，华北平原浅层地下水综合质量整体较差，且污染较为严重，直接可以引用的Ⅰ-Ⅲ类地下水仅占22.2%，经适当处理可以引用的Ⅳ类地下水占21.25%，须经专门处理后才可以利用的Ⅴ类地下水占56.55%。深层地下水综合质量略好于浅层地下水，污染较轻。

另据环保部2011年10月28日发布的《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2009年，经对北京、辽宁、吉林、上海、江苏、海南、宁夏和广东等八个省(区、市)641眼井的水质分析，水质Ⅳ-Ⅴ类的占73.8%。

公开“机密”

就像土壤污染调查数据仍被环保部门称为“国家机密”一样，地下水污染情况也长期处于“秘密”状态，舆论倒逼之下，相关机构开始对水污染信息公开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希望地下水信息有更多的公开，就公布像PM2.5数据一样，公开信息并没有之前想象的那样危险。”

中国各地区在2012年中陆续公布PM2.5数据，如今，很多人已经习惯了参照PM2.5数据安排自己的生活。但在公布之前，也曾出现激烈的争论。反对的声音认为，公众如果了解了空气污染的恶劣程度，会“受不了”。马军认为，PM2.5的发布对于环境治理只有好处，这些数据不仅给产业调整、环境监督提供的依据，更是给地方政府无形的压力，让它们能够重视空气质量。

“信息公开是第一步。中国的环境问题往往卡在一些关键难题上：判决执行难，无法突破地方保护；社会监督难，因为环境问题技术性强；环境诉讼难，证据难搜集。如果有公开的数据，上面这些难题都可以找到破解的办法。”马军认为，全面的信息公开，首先有利于公众参与对地下水污染的监督，而公众参与，是解决环境问题最好的办法。

与几年前相比，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热情越来越高。2月16日，回到家乡的浙江企业家金增敏发微博说，浙江省瑞安市仙降街道橡胶鞋厂基地污染严重，污水直接排入河流。环保局长要敢在河里游泳20分钟，他拿出20万。金增敏邀环保局长下河游泳很快变成一个“模板”，此后，乐清、瑞安、苍南等地环保局局长频繁被网友悬赏“下河游泳”。

如果包括地下水情况在内的水污染信息可以像PM2.5一样发布，公众的监督将变得“有的放矢”。

链接

20世纪30年代，美国石油公司率先采用一种深井灌注技术来处置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盐水和其他废液。到50年代左右，化学和钢铁工业也开始了把化学废料灌注到深地质层的尝试。

成熟安全的深井灌注技术，是在地质结构符合条件的情况下，采用多重密闭的材料构建一个非常深的灌注井，通过高压泵将灌注液排入封闭的、尚有巨大利用空间的第四类环境介质——地质储存空间，与地下饮用水资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废弃物不再参与人类和生物的物质循环，从而达到安全处置废液的目的。

但是在早期阶段，由于当时认识和管理不足，灌注井的建造以及运行中，都有可能因技术落实不到位而出现问题。美国曾出现过几次影响较大的灌注事故。

1966年在科罗拉多州，一家军工企业在利用深井灌注废液过程中，由于压力过大引起了地震；同一时期，出现了第一份地下饮用水遭受污染的报道。到20世纪70年代初，又发现某造纸厂的灌注废液从厂外一定距离的废弃油井中溢出。

政府意识到，不断增多的地下灌注活动必须受到严格监管。因此，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保障美国公众饮水安全的主要法规——《安全饮用水法案》，要求美国环保署制定地下灌注控制计划，以确保地下饮用水源的安全。

1980年，美国环保署颁布了《地下灌注控制法规》，指出炼油、金属制造业、化学品生产、制药、商业污水处理、市政污水处理以及食品加工等领域的危险废物，其他工业和市政废液、放射性废物可以灌注到所有地下可饮用水源之下，但原先灌注液所通过的三层安全保护管道必须提高到六层。

按照注入液体类型和注入地层的不同，环保署将灌注井分为I—V类5种不同类型。在大湖地区典型的灌注井深1700英尺至6000英尺(518米—1829米)，在海湾沿岸深度为2200英尺至12000英尺(671米—3658米)甚至更深。

2007年，中国地质大学水资源与环境学院的陈宏坤等人在《地下灌注技术及其在美国的应用》一文中解析，对于风险最大的I类灌注井，美国采取的防范措施也最严格。自从1974年美国开始严格管理地下灌注井以来，没有再发生过由地下灌注引起的严重的环境污染事故。

1989年，美国环保署应国会要求完成的一项风险研究认为，与地表填埋、贮存罐藏或焚烧等其他处置技术相比，深井灌注技术对于人体健康和环境所构成的危害极低，可能造成的危害风险最小。

美国环保署2009年的数据显示，处理工业危险性和无危险性废液、市政废液的I类深井总数超过500口，用于处理石油和天然气采掘过程中伴生盐水的II类深井超过14.7万口，当时全美约89%难以处理的危险工业废液均通过深井灌注方式来进行处置。

完善的法规和严密的管理让美国在地下灌注方面保持了安全运行30年的纪录。

深井灌注技术在中国是否可行？从2003年起，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同美国环保署开展了地下灌注与监控技术研究与合作；2006年中国环保部开展了地下灌注科研示范项目。但遗憾的是，我国尚未制定控制深井灌注行为的法律法规，也没有明确的部门对其实施监管，这都给深井灌注的推广带来了难度。(乐悠)

从黄浦江死猪事件看自来水安全

自来水能不能直饮不仅取决于水源，还取决于标准、工艺和管道状况。

记者｜姜浩峰

“黄浦江上游出现死猪”——几小时内，附带着触目惊心照片的新闻被上海网友疯狂传播，大家最担心的是，自来水被污染。

截至3月12日，上海松江、金山区水域已打捞死猪4600余头。而此地，正是上海自来水的水源地之一。截至记者发稿，黄浦江出现上游松江水域死猪打捞仍在继续，从猪的“耳标”显示，死猪来自浙江省嘉兴地区。

上海市容环卫水上管理处处长朱锦介绍，黄浦江死猪并非偶然，十多年来一直未断，每年春夏之交、夏秋之交均是高发期。而这次，事态在早春扩大。

3月11日，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采用荧光PCR方法，对黄浦江上游漂浮死猪采样检测，在一份样品中检出猪圆环病毒病原阳性。上海市农委官方微博称，猪圆环病毒病不属于人畜共患病。据泖港自来水厂介绍，漂浮在河里的死猪大部分没有腐烂，因此没有对水质造成太大影响。水务部门每小时监测一次取水口水质，目前各项指标都正常。一旦发现水质异常，将投放液氯和活性炭，确保供水安全。

死猪事件再一次将自来水饮用安全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针对2012年7月1日全面实施的新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专家评论称，达标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

可是，如今有人敢直接喝自来水吗？

标准被讥“纸上谈兵”

每个城市的自来水，由于水源地不同，水的特性自然有所不同。当然，国家对于自来水品质，是有硬性指标的。近30年以来，我国实施的是1985年制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拿上世纪80年代的“尺”，显然无法量准21世纪的现状。按照1985年的标准，自来水检测项目是35项。可是，2000年到2001年间，第三军医大学预防医学院的曹佳教授，曾对重庆市主城区水环境中的有机污染做过调查，发现仅非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就高达101种。更让人不安的是，当时曹教授在重庆5个自来水厂的出厂水中检测有机污染物，仍然发现82种之多。

为此，2006年底，卫生部会同国标委、建设部、水利部、国土资源部、环保部完成了对1985年版标准的修订，2007年1月26日由卫生部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 2007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张成玉介绍：“新标准与1985年发布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相比，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加强了对水质有机物、微生物和水质消毒等方面的要求，饮用水水质指标由35项增至106项；二是统一了城镇和农村饮用水卫生标准；三是基本实现了饮用水标准与国际接轨。”

比如在有机物、微生物和水质消毒等方面的要求上，新标准中的饮用水水质指标由原标准的35项增至106项，增加了71项。在新的71项指标里，微生物学指标由2项增至6项，增加了对蓝氏贾第虫、隐孢子虫等易引起腹痛等肠道疾病的细菌的检测。原标准的毒理指标只有15项，新标准的毒理指标几乎是原标准的5倍，达到74项。其中的有机化合物和无机化合物的主要来源是农药和工业污染，我国不少地方的水源地农药污染比较严重，虽然部分农药已被禁用，但早些年使用过的农药仍残留在土壤中，短时间内很难降解；工业污染主要来自未达标的废水、废气、废渣的排放和处理，这对区域性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是决定性的，很多突发事件都由此产生。

一旦饮用了含有诸如砷、氟化物、硝酸盐、氰化物等物质的水，就会出现急性中毒，甚至危及生命。而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物质在人体中累积到一定量才造成危害，即通常所说的慢性中毒。水源受到藻类污染也可以使饮用水中产生毒素，一般情况下，藻类无破损只对饮用水的味道产生影响，而一旦破损，就会产生毒素，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饮用水标准都将其归为毒理指标。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水质安全监测室鄂学礼主任透露，新标准中明确规定生活饮用水必须满足三项基本要求——一是要求生活饮用水中不得含有病原微生物，应防止介水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二是水中所含化学物质和放射性物质不得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不得产生急性或慢性中毒及潜在的远期危害，比如致癌、致畸、致突变等；三是生活饮用水必须确保感官性状良好，能被饮用者接受。

重庆交通大学朱宏的硕士学位论文《长江流域城市水源水、自来水水质变化趋势及其改进对策研究》透露——“生活用水新标准的实施，并不意味着从自来水厂出来的水就完全满足要求了。就现有水处理技术，最多能消减水中30%的有机物，而重金属，均可以毫无受阻地进入成品水中。” 也难怪鄂学礼说：“水中的污染物种类繁多，人们对污染物的认知程度、水质项目的检测能力受到科技水平的限制，水质标准无法完全涵盖所有污染物。”对于新标准，鄂学礼也承认：“由于各地饮用水水质和水处理工艺存在差异，新标准选择的项目尽可能涵盖不同情况，一方面力求与国际标准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另一方面结合我国现状，解决我国实际问题。”

离直饮有多远？

在2007年6月29日卫生部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法制晚报》记者提问：“新标准实施以后，自来水是不是可以直接饮用了？”

鄂学礼答道：“制定这个标准的初衷是这样的，如果饮水全部达标的话，是可以直接饮用的。中国人本身有喝开水的习惯，在真正使用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些疑虑，中国人还不习惯直接饮用自来水。如果自来水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直接饮用。”

然而，老百姓大多仍不敢直接饮用自来水。《新民周刊》走访了上海几所中小学，发现普教系统公办学校有许多安装了直饮水净化装置。有政教老师坦言，学生家长大都非常赞成安装直饮水净化装置。而老师们也教育同学：“自来水是不能生饮的。想喝水，还是要通过净化装置取水。”

一些地方为了找到好的水源，不惜上下而求索。上海已经实现了金山、奉贤、青浦、松江和闵行的水厂在黄浦江上游取水。即便如此，上海市水务局2013年工作会议传出的讯息是，“有关部门曾经研究，在青浦地区引水过来服务上述5个区，甚至考虑从东太湖直接建一个水库取水过来，但都感觉不够理想，目前仍没有明确的水源地方案。”

然而自来水能不能直饮不仅取决于水源，还取决于标准、工艺和管道状况。中国各地自来水处理工艺各有不同。

“北京，尤其四环以内的主城区，水厂普遍上马了深度处理工艺，水网管道大部分更新，因此离直饮水距离最为接近。

“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大型城市，部分水厂上马了深度工艺，但是因为主城区管道老旧等原因，目前无法实现直饮。

“其他省会城市，仅有少数城市上马了部分深度处理工艺，因水源、管道等原因，部分城市水厂属问题水厂。

“上千座地级城市、县级城市，除少数城市外，因水源差、深度水处理工艺缺乏等，有大量的问题水厂。”

2012年，有媒体曝出中国自来水近五成不合格，无城市实现直饮。

根据朱宏《长江流域城市水源水、自来水水质变化趋势及其改进对策研究》一文介绍，饮用水处理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与饮用水水源污染的加重有关，也与人们对饮用水水质要求及相关标准提高有关。

从1804年世界上第一座城市慢砂滤池水厂在英国派斯利建成起，饮用水净化技术也从最初的简单沉淀净水方法到传统的常规处理方法，以及发展到现在的饮用水深度处理工艺。最初人们采用了自然沉降、格栅截流等简易的水处理方法，接着发现了用砂子过滤去除细微悬浮物的方法，同时出现了混凝预处理，并开始建造城市水厂。

饮用水处理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在此阶段，欧美一些城市由于排放的污水、粪便和垃圾等使地表水和地下水源受到严重污染，造成霍乱、痢疾、伤寒等水传染疾病的多次大规模曝发和蔓延，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这些惨重的教训促进了饮用水去除和消灭细菌技术的发展。此阶段的代表性工艺流程为混凝-沉降-砂滤-加氯消毒，即当今的饮用水常规处理工艺。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随着工业和城市的迅速发展，饮用水水源不仅受到更多城市污水和工业废水的点源污染，而且受到更难控制的城市街道径流水和农田径流等和垃圾渗透液的非点源污染。1974年到1975年，在美国80多个主要城市的调查结果证明，自来水中广泛存在消毒副产品，而且在氯化过程中形成。根据英国、美国和荷兰的一些流行病学专家的调查研究，长期饮用含有多种微量污染物的自来水，致癌、致畸形，致突变。因此，从饮用水中去除这种污染物尤为重要。国内外今年发展出的深度处理技术主要可分为强化“混凝-沉淀-过滤”、吸附技术、氧化技术、光化学处理技术、生物预防技术、离子交换技术、膜分离技术等。

小心消毒的副产品

新标准施行后，水质状况到底如何呢？

在水净化过程中，为了杀死水中的病原体，必须消毒。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消毒过程中的副产品，尤其是氯化消毒产生的多卤化物，会影响人体健康。美国在1970年代初，率先开展消毒副产品方面的研究，确认了卤化物的健康风险，并专门制定了《消毒与消毒副产品条例》。现在已发现消毒副产品300多种，其中许多在动物实验中都被证明了致癌性，比如三氯甲烷、二氯乙酸均可引起肝、肾和肠道肿瘤。根据朱宏的调查，在中国，氯化消毒作为自来水主要的消毒技术已经沿用多年，并且现在仍被普遍采用。

当然，鉴于加氯消毒方式对水质安全的负面影响，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在水处理工艺上重新考虑安全加氯对供水安全的影响，增加了与此相关的检测项目。

《新民周刊》了解到，今后上海市民饮用水都将经过深度处理。“采用深度处理工艺，主要是采取活性炭加臭氧等技术。”据上海市供水部门负责人介绍，有很多有机物常规工艺难以进行处理，活性炭技术却能处理掉。而且采用这项工艺，可以大大改善自来水的口感。今后青草沙供应过来的优质长江水，在所覆盖地区的水厂也将进行深度处理，进一步提升品质。就上海来说，松江、青浦和闵行的水厂目前已经实施深度处理，金山、奉贤水厂进行深度处理的方案已经确定，两区将在今年加快方案的推进速度。

也有专家认为，自来水问题在国内城市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王占生认为，因为中国人习惯了把水煮开了喝，能杀死隐孢子虫、贾第鞭毛虫等生物，而开水也能蒸发一定的氯气残留。

欧洲治水史

1983年8月31日，一个名叫拉塞尔·多伊格的钓鱼人的大幅照片登上了《泰晤士报》的版面。英国媒体纷纷报道说，泰晤士河在死寂了150年之后复生了。

撰稿｜乐 悠

不管是兴起工业革命的欧洲大陆，还是产业发展蓬勃的美国，都曾经历过“母亲河”濒死的阵痛，或尝过地下水污染带来的涩果。也往往是在苦过之后，才有了更加迫切的心，要恢复那一片清冽甘甜。

濒死的泰晤士河

英国19世纪的政治家约翰·伯恩斯曾说：“泰晤士河是一部流动的历史。”中世纪起，泰晤士河就是著名的鲑鱼产地，因此，皇室贵族、国王王后，或是具有相当权力象征的大主教，都在泰晤士河两岸兴建官邸、皇宫、行宫、大型修道院、僧院，就连许多中下层人民也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园。

这条英国的母亲河，千百年来默默流淌，承载着伦敦的落寞与繁华。然而，恰恰是伯恩斯赞美泰晤士河富有人文历史底蕴的那段年代，这条河流却日益失去生机。

泰晤士河的“病”早有征兆。公元17世纪，伦敦市的供、排水系统就已经跟不上城市发展的速度，这一问题到了18 世纪工业革命时期显得更为突出。随着城市人口激增——1805年，伦敦常住居民达到100万——泰晤士河一方面继续向伦敦居民提供生活用水，另一方面也成了倾泄粪便和生活垃圾的场所，许多居民的生活垃圾直接冲进排水明沟，未经处理就进入泰晤士河。泰晤士河渐渐变臭，天气越热，味道越大。

有资料记载，1800年，渔民还能从泰晤士河捕到龙螯虾和鲑鱼，伦敦鱼市上仍能见到产自泰晤士河的鲑鱼。但在后半个世纪里，河两岸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工厂林立，污水横流，越来越肮脏的泰晤士河终于引发了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

这条河里停止繁殖生命，反而开始孕育霍乱。19世纪，泰晤士河流域发生了五次霍乱大流行，在1849年疫情高峰期 ，平均每周有2000名伦敦人被夺去生命。此时，伦敦城的医生幡然省悟：原来传播霍乱的元凶并非他们所以为的“空中飘浮着的臭烘烘的蒸汽”，而是身边这条从1833年开始就见不到鲑鱼的泰晤士河。

英国首次吹响治理泰晤士河的号角是在1852年，议会通过的《都市水务管理法案》规定，取自泰晤士河的饮用水必须经过沙滤处理；为保证饮用水不受污染，所有取水口必须建在远离污水排放口的泰丁顿河闸以上。

1854年，负责泰晤士河排污管理的机构“都市工程委员会”设计出一套“中途拦截”的排污系统。具体想法是：修建一套巨大的污水采集系统，把全伦敦的污水引到城市东部，在那里集中储存9个小时，再趁泰晤士河退潮统一排放入海。

1858年6 月，伦敦大街小巷弥漫着泰晤士河散发出的阵阵恶臭，熏得英国议会无法正常办公，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不得不通过增加税收的手段加快实施这套计划。1874年，该计划全部完成，伦敦修建了城市排水系统与泵站，但没有从根本上清理泰晤士河的污浊。

又见鲑鱼

20世纪初，英国人开始反思治理不力的关键：技术没问题，但是管理方法有误。泰晤士河沿岸大小供、排水公司百多家，多为私人所有，管理分散，如果对水资源的净化处理系统进行有机整合，统一管理，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政府首先把水处理的权力收归国家，其次通过立法对直接向泰晤士河排放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作了严格的规定，且明确各级水务管理的管辖范围和权限。有关当局还重建和延长了伦敦下水道，1932年—1938年修建了活性污泥法污水处理厂，1936年—1955年修建了190余座污水处理厂，形成了完整的城市污水处理系统。

1974年，政府将泰晤士河流域的200多个管水单位合并成一个新水务管理局——泰晤士河水务管理局，再把全河划分成10个区域，每家分局明确管辖一段河道，全面负责该流域内供水、防洪、治污以及废水处理。这项大胆的体制改革和科学管理，被欧洲称为“水工业管理体制上的一次重大革命”。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从上世纪70年代起，泰晤士河开始重新找回清白：鲈鱼、鲽鱼等绝迹多年的鱼类回来了，就连对水质非常挑剔的鲑鱼也重新出现。1976年以后，100余种鱼类重返泰晤士河。

1983年8月31日，一个名叫拉塞尔·多伊格的钓鱼人的大幅照片登上了《泰晤士报》的版面：他手里举着一条重达6 磅的鲑鱼，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英国泰晤士河水管理局特此给他颁发了一只银杯和一张190英镑的支票。英国媒体纷纷报道说，泰晤士河在死寂了150年之后复生了。

民间组织治理莱茵河

在欧洲大陆，还有一本值得称道的“治河经”——国际河流莱茵河。

莱茵河全长1300多公里，流经瑞士、德国、法国、卢森堡、荷兰等9个欧洲国家，是以上几个国家的重要饮用水源，流经之处，也是欧洲著名的工农业走廊，城市分布密集。

上世纪50年代，由于工业、农业和生活污水长期不受限制地排到河里，莱茵河的水质几乎让人绝望：鱼虾基本绝迹，鸥鸟不见踪影，沿岸放牧的牲口出现怪病，土豆里被检测出含砷。沿岸国家意识到，必须打破之前各行其事、各自开发的做法，成立国家间常设性决策机构，形成合力治理莱茵河。

1950年6月，“莱茵河国际保护委员会”(ICPR)应运而生。1963年，莱茵河流域各国与欧共体代表，在ICPR范围内签订了合作公约，奠定了共同治理莱茵河的合作基础。

为减少莱茵河的淤泥污染，ICPR严格控制工业、农业、生活固体污染物排入莱茵河，违者罚款，罚金50万欧元以上。保护委员会还实行“责任到户”，如委员会下面设置若干个专门工作组，分别负责水质监测、恢复重建莱茵河流域生态系统以及监控污染源等工作，如：拆除不合理的航行、灌溉及防洪工程，拆掉水泥护坡，以草木绿化河岸，对部分改弯取直的人工河段重新恢复其自然河道等。

1986年11月，瑞士的桑多兹化工厂发生火灾，消防队员的高压水枪把工厂储存的大量农药和杀虫剂冲进莱茵河。这场生态灾难让沿岸国家意识到，仅仅控制住污水排放还不够，应该对沿岸工厂布局采取更为严厉的限制。1987年，ICPR通过《莱茵河行动计划》，决定以1995年为限，将两岸化工厂等 重污染企业数量缩减一半。

正是这样一个工作人员仅12人、既没有行政管辖权也没有强制权的民间组织，却让莱茵河重焕青春。上世纪90年代在莱茵河里中又出现了标志性鱼类——大马哈鱼的踪影。2002年年底调查表明，莱茵河已经恢复到二战前的生物多样性水平。

一瓶“好”水和它的血统

有很多人不能理解，一瓶水，凭什么卖一瓶油的价钱？还有，怎样的饮用水才算是“好”水？

撰稿｜舍 文

怎样的饮用水才算是“好”水？答案是：安全、卫生、有益人体健康。不过在高端水市场，“好”水并不仅限于此，它更引以为傲的是与生俱来的纯正“血统”。

高端饮用水的“血统”，取决于原生态的水源地。但凡世界各地的高端水品牌，其水源地一定会在雪域高原、森林、深山……这些弥足珍贵的“世外桃源”，远离都市尘嚣，亘古保持着原生态的自然风貌。它的天生丽质，彰显出高端水的纯正“血统”。高端饮用水对水源地的执著，除了保证水质安全、卫生、有益健康的考虑外，更是为了满足都市人亲近自然，回归本真生活的一种夙愿。

寻找好水源

与世界知名高端水品牌一样，中国高端水品牌也需要以优质的水源地，来证明自己“血统”的纯正。目前，国内优质水源地已成为各路英豪追逐的宠儿。

从前，投资者在雪域高原寻找好水源，现在，已经把目光投向了南方、中部广大的森林、深山地区，从中甄选出纯正“血统”的水源地。

“觅仙泉”的水源地，正是位于千里大别山南麓。大别山尽管身处中国中部腹地，但由于山高路险，丘陵沟壑密布，因而地区经济发展一直比较滞后，山脉的原生态自然环境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水源地属于亚热带气候区，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量充沛，温暖湿润。大片天然葱郁的原生态植被，孕育了各种稀有的鸟类、蛇类和野生动物，也孕育了中国非常难得的好水、好空气。

“觅仙泉”总裁蔡萌介绍说，在水源地建厂灌装生产，一方面为充分保证品质，更秉承持续环保的理念与行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保护水源地，严格按照国家、国际水源地保护标准，建立三级无人进入防护区。保护区没有水泥木桩的桎梏，翠绿的竹海、矮灌木丛的天然环抱，偶遇野兔觅食、竹林地上的蛇踪等，使得一切都显得如此自然和谐。

“觅仙泉”水源地所在的安徽省宿松县，古称松兹侯国，始建于西汉高后四年。“宿松”县名的由来，据说与酒仙李白有关。民间传言：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李白应闾丘县令之邀来此避难养病，二人在河西山饮酒赋诗，其中有“我且欲眠卿且去，明日有意抱琴来”的千古名句，李白醉后就在河西山的一棵古松下卧歇一晚，松兹县由此更名为宿松县。

看一地的水质，还要看此处是否盛产美酒。宿松县是美酒之乡，如今仍然盛产白酒。就像一条赤水河酿出茅台酒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水质，只有好水，才能酿出好酒。“觅仙泉”水源的水质通过国家级权威机构检测，不仅完全达到国家级饮用水的相关标准，而且在一些指标上远远优于普通饮用水。

水的“价值 ”

“觅仙泉”这样源自大别山深层岩石裂隙的天然泉水，中国市场上并不多见。由于水源处于相对封闭的硅石岩层，泉水几乎与地表环境隔绝，保证了泉水的天然品质。

2011年中国南方大旱，但经过监控仪器的实时监测表明，井下水源水位几乎没有波动。这也再次证明了该水源在地下深层岩缝中循环，与地表隔绝。正是因为这种隔绝，泉水中微生物指标值始终为零。

除了水源优质外，生产工艺环节对于保证高端饮用水的品质也至关重要。先进的工艺设备及科学的生产管理，也是区别于大众饮用水的特征之一。“觅仙泉”的生产线，是按照全程控菌的理念和标准建设的，单是对生产线的投入资金，就要数倍于普通饮用水。在灌装生产过程中，只进行多种方式的物理过滤，无任何添加，充分保证其水质的天然特性。

高端水的包装，也是体现其价值的一个特征。普通饮用水，大多采用塑料瓶，目的是方便运输和消费者携带，但世界各地的高端水，常常用玻璃瓶盛装，这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样可以更大限度地减少塑料包装中有害物质迁移的隐患，对于高端水来说，安全比方便更为重要。“觅仙泉”目前选用的玻璃瓶，由具备药用级玻璃瓶生产资质的厂家生产。另外，出于环保的考虑，在标签纸材、外包装纸板上都选用可自然降解的纸张，不会产生任何环境污染。

中国高端饮用水市场已经起步，市场前景非常广阔。但目前有很多人不能理解，一瓶水，凭什么卖一瓶油的价钱？显然，高端饮用水有它自己的特定消费群体。但凡追求品质生活的人群，他们更关注的是更好地去享受健康生命以及愉悦地享受生活。选择健康饮水的生活方式，正是“觅仙泉”的服务理念。

负责“觅仙泉”华东市场的上海普济贸易有限公司董事火译介绍，“觅仙泉”目前的市场策略主要是通过高尔夫球场直接销售，或者接受高端客户的专门定制。因为“觅仙泉”的专业团队相信，高尔夫不仅仅是一项风靡世界的运动，更是代表了现代社会对高品质健康生活的精神追求。基于这个共同的理想，“觅仙泉”未来还会在游艇俱乐部、马会等高端场所为追求品质生活的人群提供产品与服务。

就像定制西服一样，“觅仙泉”从设计包装瓶开始，就已经在为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考虑。玻璃瓶的大小，正好适合揣进高尔夫球裤的后插袋，容量恰好可以分两次喝完。可以这么说，“觅仙泉”的诞生就是为高尔夫球迷量身定制的。

就像红酒从单纯的饮品延伸出文化一样，高端饮用水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越饮用水本身的功能。高尔夫的阳光、绿地、氧气与来自大别山的阳光、绿地、氧气是如此地吻合，它们所产生的交集是那么地自然。当阳光洒遍翠绿的场地，微风拂面，挥舞球杆后，凝望空中的球迹，仿佛在飞向大山深处……当镜头定格，那是我们在回归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