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P中国商务信用平台：10月1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制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会议描述当前的现实是：社会诚信缺失问题依然相当突出，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虚报冒领、学术不端等现象屡禁不止。

　　这次会议主要围绕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之建立健全而开，人们难免立刻联想到佛山女童遭碾事件中十八路人之冷漠，因为两者高度相关，都关系国民的道德、伦理状态。而最值得思索的是“依然”二字，两个字透露出失望之情。是的，人们曾经向往的美好社会，并没有如期到来。

　　过去三十多年，或者说过去六十多年，中国人有过很多梦想。就说最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获得合法性。当时，正走在摆脱计划体制的路上的学者，从经济学家到法学家，乃至于伦理学家，曾经兴奋地说，在市场交易中，人们就可以学会诚信。被认为具有创新精神的伦理学家的主要贡献，就是为市场经济提供了一套伦理性、道德性辩护。

　　市场体制是一种自愿交易体制，它内在地要求人们具有诚信的伦理。在正常情况下，它也确实并不会损害人们的美德。但是，市场制度本身却不可能生成诚信，也不可能带来美德，甚至也不可能予以提高。诚信、美德是另外的领域生产、发育出来的。生成诚信、美德的领域是文化、社会领域，就是宗教，就是教育，总之，是各种人文化成的制度。至于市场，不过是诚信、美德的消费场所。市场对于这两者，最多不过是中性的。

　　从这个意义上，人们在市场中是否诚信，并不完全取决于市场交易的种种制度是否健全。当然，制度对于人们是否诚信，确有意义，但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人是否在文化、教育体系中养成了诚信、美德。

　　对于一项秩序而言，参与者的普遍的德行与制度两者，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要素。儒家始终同时强调这两者，当然，很多时候更为强调人的因素。比如《中庸》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因此，儒家把治国之关键放在君子之养成上。今人反其道而行之，盲目地信奉制度决定论。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君子，连合理的制度都不可能存在，又何来优良秩序?

　　今天，对于市场、社会、政治秩序之混乱，所有人，从最卑微的平民，到主政者，恐怕都已有切肤之痛。民众、舆论反思佛山路人见死不救事件，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自觉与文化建设，国务院提出诚信建设，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国民的道德自觉与精神重建问题。这说明了，全社会已经产生了共同的文化自觉。

　　当然，制度问题现在仍然十分重要。事实上，导致目前种种秩序混乱的一大因素，就是制度不健全。比如在商业领域，产权界定本身就有诸多模糊之处，监管制度设计不合理，司法监管又缺乏权威，等等。因此，制度建设依然十分重要。

　　尽管如此，对于优良的商业、社会、政治秩序而言，国民心灵秩序之建设，是同样重要的。在重视制度建设的同时，必须重视伦理建设。“诚信”一词其实就表明了这一点。“信”关涉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即所谓信守契约、承诺。人们当然可以用法律确保这种“信”。但仅靠法律维护信，社会成本过高，而且在很多时候是无效的。如果交易的双方能够各诚其意，各正其心，具有信的自觉，社会就可以较低成本，并且更为有效地维护人们之间的信。

　　那么，诚信建设在重视制度建设的同时，也必须回到道德的基础性建设问题上来。国务院会议为诚信建设开出的药方是，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政务诚信也即官员诚信，商务诚信也即商人的诚信，司法也即检察官、法官的公信。这些人构成了社会精英，而过去二十年间中国社会诚信之败坏，始于精英之诚信败坏。如果真要改变目前诚信缺失的状态，当然应当首先从精英之诚信重建、道德、伦理重建开始。

　　就像前面所说，在这方面，应当一方面致力于制度变革，但另一方面，也应当强化政治、商业、司法精英之人文化成。用古典话语来说，就是精英的君子之养成，让各个领域的精英粗具君子之德行。

　　而养成君子就必须重建教化体系，恢复以儒家为核心的经学教育。如梁启超先生所说，汉、宋两代政治清明，风俗醇正，主要是因为当时社会精英普遍接受较为正统的儒家义理教育，“有耻且格”。近年来到台湾游行的大陆游客，也无不慨叹其温良恭俭让之民情，这与台湾基础教育中依然有诸多经典诵读有极大关系。今日大陆教育体系在这方面几乎完全匮乏，这是应当予以彻底变革的。但这个工作，缓不济急。

　　当下，面对精英群体心灵空虚乃至败坏的局面，可以考虑对一些职业群体展开补课式的古典教育。比如，各级党校、法学院、商学院系统地开设程度合适的经籍诵读课程，公务员录用考试、司法资格考试增加儒家经义内容。儒家所讲的道理，极高明而道中庸，平实而又幽远，架设了一个从百姓日用到治国平天下的阶梯。这是它与高调的意识形态式宣传完全不同的地方。透过这样的训练，精英们的心灵一定会多受到影响，由自诚而明而信。

　　实际上，近些年来，具有较强反思能力的精英，已经自发地产生了这样的需求，上国学课已经是一种时髦。现在只是从制度上将此确定下来，推动更多精英走上君子养成之道。这将让精英的气质有所更化，中国社会的诚信也就有了最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