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在2月24日发表了对日本国债的一份报告,指出若日本政府无法在短期内实施综合性的税收改革来改善财政赤字状况的话,将考虑下调日本的信用评级。按照该公司的评级标准,日本国债为“Aa2”,此前在22日该公司已经宣布对日本国债的信用评级展望从先前的“稳健”更改为“负面”(国内有些媒体当时报道为穆迪下调了对日本的信用评级,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早在今年1月27日,另一家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已经将日本的评级从“AA”下调到“AA-”,世界3大评级机构已经有2家对日本的财政状况表示了负面的看法。而且,国际货币基金(IMF)也在最近的G20财长、央行行长会议上对日本的中期财政重建计划进展缓慢表示了忧虑。
标准普尔认为日本的财政赤字规模庞大,在今后几年都难以看到明显的削减效果,穆迪也表示即便日本政府改革成功,今后几年对财政状况的改善的帮助也不大。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日本国债余额将会在2011财年末(2012年3月末)达到786万亿日元,按照1.2亿人口来计算的话人均负债额高达655万日元,这还仅仅是普通国债和财政投融资债务。若加上其他公共债务,这个数字将扩大到800万日元左右。就连日本银行(日本的央行)总裁白川方明也在某些场合多次对此表示了担忧,政府一般性债务就占到了名义GDP的大约200%,这不仅在发达国家范围即便是世界范围来看都是异常现象。
在2004年小泉政权时期,日本也遭遇到了评级下调的难堪,但当时小泉在改革派经济学者们的支持下,一面对欧美评级机构的标准表示了异议,指出日本国债基本是国内储蓄在支撑(国内投资者持有绝大部分国债),不存在被做空的可能,而且日本有很多的海外债权。但是小泉一边间接利用舆论的“爱国心理”对“美帝国金融霸权主义”进行攻击,批判评级公司是“擅自对他人资产说三道四”。但小泉并不是空说一气,在行动上表现出对市场的尊重(妥协),他同时发表了控制财政赤字的计划,并在第一年严格执行了发债额度的限制措施。并且由于他对银行体系的铁腕改革措施(牺牲了几家银行)得到了海外投资者的好感,刺激了股市复苏,加上得益于欧美经济的消费泡沫潮流,日本经济实现了战后日本最长期的经济成长。人们很快淡忘了日本国债余额滚雪球般的增长,然而从小泉离去还不到3年,日本财政困境的残酷的事实再一次摆在人们面前。而现任首相的菅直人,当年在国会痛骂自民党当权派对信用评级不够重视,如今却在艰难的国会运营中一筹莫展,更加深了外界对此的忧虑。
实际上日本国债状况的严峻远远超出了字面本身。本来国债发行的目的是为了刺激和支撑国民经济的发展,然而在2010年度(11年3月结束)日本政府发行的44万亿日元国债中有10万亿左右是为了到期,还有11万亿是支付既存国债的利息。这种情况严重的削弱了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时应有的效果和功能,而且就一般常识而言借债还债的在民间的话早就该被列入借贷对象黑名单了。标准普尔在今年1月下调日本长期国债评级也并非突然发难,早在1年前该公司就将评级展望下调,对财政恶化表示了担忧。而这次穆迪暗示给予日本政府的时间并不多,因为它表示正关注民主党政府当前正在考案的社会保障与税制改革方案的进展,这个法案预计将在今年6月国会商讨通过,然而由于政局迷离,法案讨论就已经举步维艰。随着时间的推移,穆迪留给日本政府的时间其实已经不多了。由于国债评级的下调,更牵连到民间企业,原则上一个民间公司的评级是不会比主权债务高的,刚在美国走出质量问题阴影的丰田汽车就很有可能被硬生生的调到与日本国债同级。
然而奇怪的是,这次时隔7年的主权信用评级萧条风波并未引发日本利率的飙升。虽然在标准普尔下调日本国债评级后海外投资者的资金流进出明显有偏向负面的迹象,然后国内银行等金融机构到目前一直是买超状态。而且日本的公共年金机构——年金积立金管理运用独立行政法人(GPIF)负责人表示,虽然希望政府认真考虑解决财政问题,但是并不认为这种评级下调会严重影响日本国债价格,因为银行的存款余额依旧在增长,而由于资金需求不足贷款却是反向状态,银行只有购买国债来运作。按照GPIF公布的2010财年第三季度报表来看,在2010年12月末,其资产规模高达116.2万亿日元,其中国内债券高达68.5%,可见其对国债的稳定程度。
正如最近瑞信日本的经济分析师白川浩道刚出版的书籍里提到的那样,由于国债只要满期持有,抛开通胀因素,实际上名义价格没有变化,所以被视为安全资产。加上政府信用一般都比民间机构稳固,国债的规模庞大。然后由于这个特性,市场参与者众多,市场有足够的深度和广度。当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也深入其中后,作为金融市场最特殊和最重要的参与者,央行对国债的依赖程度也不断加深,国债成为央行金融调节手段中最重要和便利的工具之一。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表现强劲,一度消灭财政赤字,引发了美联储的短暂担忧,因为没有足够的国债品种来匹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当时联储研究人员和官员还专门写了一篇论文来讨论为什么国债而不是黄金才是央行资产最适合的品种。在日本这种格式化的操作也非常明显,虽然日本央行为了督促政府的财政纪律,一直有个规定国债持有量不能超过纸币发行额,但在日益严峻的政治压力下,不知道还能保持多久。
无论如何,由于国债有着如此众多和庞大的金融机构参与其中,其社会和经济意义的重大是不言而喻的。但所有的前提都是建立在国债是政府信用的稳固性上的,当这个前提一旦受到怀疑,其引发的震动也是不难想象的。虽然日本在过去几十年里不断用民间储蓄来不断消化了国债的发行,并由于长期低利率政策一直稳定的国债价格维持在一个很高的位置,目前基本上处于泡沫状态。然而目前日本政府已经在2010年处于资不抵债的地步,目前虽然还没有找到一个导火索来推导日本国债危机的发生,但危机总是在不经意中来临的历史经验随时都有可能兑现,当然也有可能什么都不发生。然而风险若不能得到一定程度控制,其下场必然是可怕而可悲的。对于中国而言,日本的这种情况绝不是对岸火势,也不是嘲笑的下脚料,而是一种警醒。日本巨额国债的累计成因和他的经济发展思路是密不可分的,政府过多的作用经济损失的是民间活力,对政府的依赖必然会导致政府更多的干预经济,最终却会加重经济整体的成本。美国讴歌的市场经济在这次金融风暴后被广为诟病,其实早在2001年日本中央大学教授井村进哉就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美国的市场是靠政府信用维持的,一旦市场的失败凸显,对财政的影响必然会波及金融政策。他笔下的政府信用在当时就明白的指向“两房”,如今美联储的境遇也是给向往市场化的中国央行留下的活生生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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